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如果一个国家缺失促进交易和创新的制度机制，那么再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不能助其变为今天和明天的财富强国。自然资源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某种制度创新在民间“变活”，而非由国家“死守”。

陈志武

　　上期我们谈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已经不是其天赋的自然资源，而是其良性的制度机制，以及有利于金融创新与市场交易的制度环境。这里我们不妨再问：为什么“地大物博”已不是一国财富的决定因素？难道一国天生得来的金矿、银矿、油田资源不再是福，而是祸吗？这话怎么说呢？
　　
　　“地大物博”已远离当今财富
　　实际上，“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是决定一国财富的根本因素”这种财富观不仅是我们的普遍观念，其实它一直主导着人类历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仍然如此。比如，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其目的很明确：为西班牙帝国寻找黄金，因为黄金就是财富。随后的200年里，也是为了那里的黄金与各类资源，西班牙征服、统治了南美洲多个殖民地国家。当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其所控制的自然资源决定时，那些强大的国家就必然要靠战争征服更多的国家（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来增长其财富，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如此，后来的大英帝国也如此。
　　针对“地大物博”财富观以及由此引伸出的“靠战争发财”的行为模式，一种经济学解释是：这是由运输成本与交易成本决定的。就如我们所知道的，铁路运输主要是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空运主要发展于二战之后，在那之前海运技术虽然已经成熟，但海运能力受到实质上的限制，因为毕竟主要的矿藏与能源资源并非都靠近海岸，真正有规模的运输至少需要海、陆运输配合。当海、陆运输容量有限时，大规模运输的成本自然很高。于是，经济上最理想的安排必然是：自然资源被开采后，就地加工、制造成终极产品，然后以成品运出去销售。因此，哪个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越多，哪国就有了开采、加工、制造业的优势，工业就更易发展。相比之下，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不仅没有天赋财富，而且也不具备发展工业的自然条件。因此在历史上，“地大物博”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贫富。
　　我们可从各国的实际国民收入跟其自然资源的相关性证实上述结论。由于许多国家早年并没系统地收集经济数据，我们只能以过去27年的数据为参考。为说明我们的论点，不妨以各国的人均石油与天然气储藏价值之和来表达一国自然资源的高低（计算方法是：石油总储藏量乘以石油价格，加上天然气总储量乘以天然气价格，再将总和除以该国的人口），尽管这里没有包括其它诸如黄金与贵重金属储藏这些天赋资源，但这种近似估算并不影响我们的整体结论。
　　按照上述的人均石油与天然气储藏值，我们把1975-2001年间数据齐全的45个国家分成三等份组：人均储藏最高组、中等组与最低组。然后计算每组国家在197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如图1，石油与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其人均GDP平均为4027美元，中等组国家平均为3419美元，最低组国家的人均GDP为2562美元。从总体上看，如果把没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39个国家也包括进来（共85国），那么到1975年，人均石油天然气储藏与人均GDP间的相关性仍高达42%。因此，直到1975年为止，一国的自然天赋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财富水平。
　　可是到了2001年，人均自然资源与一国的人均GDP间的相关性下降到6%。从统计意义上，这两者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相关性：一国的国民收入已与其自然资源没有明显的关系。如图1，在2001年，石油天然气储量最高的国家的人均GDP为11546美元，储量中等的国家为12739美元，而储量最低的国家人均GDP为10901美元。
　　之所以到今天“地大物博”已不再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高低，是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反而经历了高增长。按理说，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应当具有先天的财富创造优势，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常会感叹说：“我有这么好的新技术、新创意，又有这么强的能力，若我也有创业资本该多好呀！”因此，当任何国家从一开始就拥有众多的金矿、银矿、石油储备等等，那么它就用不着为原始资本操心，用不着那么“委屈地”吸引外资，这些国家的日子本应该越过越富，而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会越过越穷。
　　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却正好与理论上的“应该”相反：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越慢。以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GDP在1965至1997年间平均每年下降3%。同期间，伊朗人均产值每年下降2%，委内瑞拉每年下降1%，而尼日利亚则自从1960年独立以来人均收入基本没变。这些都是石油大国，其先天的资源优势是许多国家都无法攀比的。相比之下，过去30多年中，在自然资源一般的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自然资源贫乏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其GDP增长率都在4%以上（扣除通货膨胀率后）。
　　图2给出了每组国家在1975至2001年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由此可以看到，石油天然气资源最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4.18%，资源中等的国家平均年增长为5.1%，而石油与天然气最少的国家的增长率为最高，平均每年6.14%。由此可知，新加坡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增长差别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代表更一般的规律。
　　
　　为什么自然天赋
　　是“祸”而非“福”?
　　上面列举的经验事实近年来对经济学界始终是个挑战：难道自然天赋反倒是一种“祸”，而不是“福”？—这些发展说明自然资源的多寡已不再决定一国的财富水平。我们至少可从三方面解释过去几十年中财富观的转变。
　　第一种解释是：当一个人的天赋资源过剩时，他就会缺乏创新、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意外财富更容易使人变懒。16、17世纪的西班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征服了中、南美洲并使这些盛藏黄金、石油资源的国家成为殖民地之后，西班牙一下子获得巨大的意外之财。那时的西班牙帝国只知道尽情挥霍，而不是在殖民地以及其本国利用“富”来造富。在消耗完来自殖民地的金银财宝之后，到17世纪末西班牙皇室已是债台高筑，濒于破产。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荷兰，当时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盛藏巨量天然气。接下来的天然气开采，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它工业则逐步萎缩。意外的财富使荷兰的创新动力逐渐消失，最终在多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
　　西班牙、荷兰、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经验或许正如16世纪法国哲学家Jean Bodin所说：“那些土地肥沃国家的人们往往过于娇气、懒惰和懦弱；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荒芜国土上的人们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表现得更为稳健、勤奋和执着。”
　　但是，用“荷兰病”来解释图1、2中所显示的发生在过去几十年的财富观的转变，可能难以成立，原因是既然“荷兰病”现象一直在人类历史中都曾有发生，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为什么偏偏在过去四、五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内“系统性”地发生呢？当然，“荷兰病”肯定是“国家财富越来越与自然资源无关”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但在这种系统性变化的背后必然有着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二种解释是：运输技术与能力的进步使自然资源的运输费用大大降低，其结果是虽然一个国家缺乏自然资源，只要它有好的加工与制造技术、好的制度机制，那么它可从资源丰富的国家运来所需原料，加工制造后再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以钢铁制造为例，“二战”之前由于运费昂贵，铁矿石储藏量丰富的德国、英国和美国在钢铁、机械等工业方面占有自然优势，发展很快。但“二战”期间由于美军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参战，到1940年所有海运轮船全部都投入了军事运输，而且海运船还远远不够。于是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宣布拨款3.5亿美元，要求在3年内制造3000只既经济又有可靠海运性能的万吨货轮（3000只高吨位货轮相当于二战前世界所有货轮数的一半）。那次压力促使美国造船业建造出以低成本批量制造万吨货轮的生产线，到“二战”结束时，共完成制造2742只以“Liberty Ships”命名的万吨货轮。二战之后，这些货轮都投入民用，更重要的是那种批量造船技术不仅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万吨货轮，而且使货轮价格大大降低，海运费用随之下降。
　　上个世纪60-70年代，缺乏铁矿石等资源的日本和韩国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钢铁出口国，也是得益于批量造船技术带来的运输费用的减少，因为日、韩靠进口铁矿石炼成钢铁后再出口。它们的故事成为“进口—加工制造—再出口”这一模式的典范。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证实该模式的活力。因此，技术发展促成的运费降低已大大减少资源丰富国家的增长优势，使资源贫困国家也能快速增长。
　　可是，基于运输费用的解释还只能说明资源丰富国家的优势被降低了，但那种自然优势毕竟仍然应是一种优势，因为这些国家毕竟不必像日本、韩国与新加坡那样去花费运输费用，从别国把资源运过来。另外，即使这些国家将自然资源出口，它们得到的仍是资源缺乏的国家所无法得到的钱财收入。那么，到底为什么资源越多的国家反而相对于其它国家变得越来越穷？
　　
　　答案还是在于能
　　促进交易的制度机制
　　因此，这又逼着我们从制度机制寻找解释。我们研究发现，降低了的运输成本只能部分地解释为何国家财富不再由天赋资源所决定，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制度机制以及相应的金融创新环境。
　　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石等各类资源储藏也丰富，但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许多矿山、油田已相继关闭，大多数钢铁厂等重工业企业也都停产，到2002年美国GDP的71%来自服务行业，包括金融、保险、证券业等，比毫无自然资源的新加坡更依赖于服务业（服务业占新加坡GDP的64%，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28%，为全球最低）。因此，从实际效果上看，美国“二战”后的财富增长主要来自其制度机制所提供的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能量，而不是来自本国的自然资源。
　　有意思的是，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以及19世纪的英国相比，美国在20世纪不是靠发动征服它国的战争、建立殖民地，不是靠通过控制多个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来使其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是靠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来充分调动所有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资和金融资源）。美国在二战后的经历本身也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最好的财富已不再是其天赋资源，而是其可以让自由市场正常运作的制度支持体系。
　　上期本专栏谈到金融创新如何促使了美国消费需求增长。这里，我们可从另一角度再看看金融创新对财富增长的作用。以挪威为例，其石油储藏为100亿桶左右，约为中国的1/3。按每桶石油25美元计算，如果不考虑开采、输送成本，那么挪威石油储藏的总价值（财富）为2500亿美元。当然，我们看到，这种石油财富藏在地下和海底，是“死”财富，没有任何流动性。其价值完全受制于国际石油市场，随油价而波动。当油价涨10%，这些油藏的价值也涨10%；反之亦然。那么，石油储藏作为一种投资的回报特性如何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假设现在是1985年底。那么从1985年底到2001年底，石油价格累计约涨50%，也就是说，如果挪威当初的石油财富为2500亿美元，到2001年底则是3750亿美元，期间平均每年增值2.4%（如图3），年波动率风险（volatility）为41% 。但这是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的“投资”回报率。如去掉期间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实际上这笔石油储藏的价值到2001年底则只有1985年底的80%（假设期间没有开采），平均每年跌1.3%。因此，除非油价猛涨，否则一大片油田的真实财富价值只会是越来越低。石油储藏所代表的财富是“死”钱，“死”钱的特征是：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
　　相比之下，如果挪威在1985年底把其未来的石油现金流证券化，也就是把未来石油现金流的产权在1985年底出售出去，提前兑现这些现金流，然后将兑现后的现金财富投资到一个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证券投资组合中，那么由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增长效果会有天壤之别，这等于通过证券化把“死”的石油财富变成流动性好的“活”钱，只有“活”钱才能生钱。
　　假如挪威于1985年底真的将其未来石油收入全部通过证券化变现（实际上他们每年只变现一部分），并得到2500亿美元的现金财富，然后把其中的60%投入政府公债、40%投入世界发达股市的投资组合中。从图3中看到，这种“先证券化、后投资管理”的运作方式到2001年底会给挪威带来4.80×2500＝12000亿美元的财富，而不是守住油藏不动所能带来的2750亿美元。按照这种证券化运作方式，每年的财富增长率为10.1%（而不是2.4%），波动率风险只有9%（而不是原来的41%）。由此可见，通过证券化把自然资源财富变“活”后，“用钱来生钱”成为现实，只有这样才会使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福”而不是“祸”。
　　
　　“制度机制劣势者”没有未来
　　世界的变迁总是令人寻味，在那些缓慢的变化中时常隐含着一些有意义的新规律。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史充满了强国瓜分资源丰富的弱国的战争，在那种“地大物博”财富观的引导下，谁侵占的殖民地越多，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那些“死守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地位逐步下降，而那些资源贫困国家的财富地位却日益上升。美国的自然资源也不薄，但它在这些年却选择要么放弃对一些自然资源的开采、要么通过证券化（包括股份化）把这些天赋资源变“活”。这里的关键是让社会、让民间享有契约自由和交易自由权，国家建立的制度机制是为保护这种契约和交易自由、促进这种权利的发挥。一旦民间可以自由地交易物品和产权、可以自由地证券化，那么“死”资源就可变“活”了。按经济学的话说，这样才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按老百姓的话说，这样才可“用钱来生钱”。
　　可是，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又恰恰没有促进交易和创新的制度机制，在那里要么是契约和交易权得不到保护，要么没有保证交易契约实施的法律机制。这些国家的证券与金融市场都不发达，过度的政府管制反而把那些“死”资源变得更“死”。因此，在那里还不具备把不流动的东西变“活”的条件。那么，如果这种“自然资源优势、制度机制劣势”的局面再继续下去，这些国家的未来会怎样呢？—在未来25年中，如果这些国家还继续按自己过去25年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到2026年全球人均GDP排名会完全颠倒过来：自然资源最丰富国家的人均GDP为32102美元，中等国家44175美元，而资源最少的国家人均GDP则是48370美元（如图4）。到那时，我们可能更不能说“因为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所以我们很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