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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合资，难！
李若瑟 英国《金融时报》
2007年4月16日
法国达能(Danone)在中国和印度的困境可能看似极端。但在亚洲
的交易市场上，雄心勃勃的跨境结盟最终不欢而散的案例比比皆是。
某些吵闹的合作关系结局圆满，例如印度Essar集团与香港和记电讯国际(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组建的移动电话合资企业。和记电讯国际最近将其多数股权售予英国沃达丰(Vodafone)，获得了巨额利润。
但还有一些合作关系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就破裂了，原因是合作双方无法在战略或董事会成员比例方面达成一致，例如中国主要制纸商山东晨鸣纸业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与花旗集团(Citigroup)支持的私人股本集团CVC Asia
Pacific去年拟议的一笔交易。
这些问题固然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但亚洲复杂的监管和法律体系，使外国投资者对这些纠纷感到迷茫。
在一些国家，诉诸法庭可能是徒劳的，而在另一些国家，由于当地合作伙伴与政府或监管机构关系密切，外国投资者可能无法继续经营业务。
举例来说，在印度尼西亚，围绕炽布(Cepu)油气田的开采权问题，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与其合作伙伴印尼国家石油公司
(Pertamina)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印尼迫切需要提高其石油产量，而炽布油田是其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油田之一。但即便如此，埃克森美孚仍花费了数年时间，才从印尼政府得到该问题的解决办
法。
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可口可乐(Coca-Cola)曾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家族合作经营一家非常成功的合资企业。然而，当可口可乐合资工厂合伙人曼苏尔•马克苏迪(Mansur
Maqsudi)与哈佛大学(Harvard)毕业的总统女儿古尔诺拉•卡里莫瓦(Gulnora
Karimova)离婚之后，这家合资企业便开始解体。
丹麦啤酒酿造商嘉士伯(Carlsberg)在泰国遇到麻烦。由于2003年嘉士伯单方面从其亚洲合资企业中撤出，其前合作伙伴Chang
Beverages试图在曼谷和伦敦对其提起诉讼，索赔25亿美元。最终，双方分割了纠纷涉及的资产。
不过，这类问题在中国尤其尖锐。在华投资者通常与国有企业打交道，而这些企业以前都由政府运作，并仍然与大权在握的决策者保持着密切关系。
这是为何中外合资企业失败案例比比皆是的原因之一。
《麦肯锡季刊》(McKinsey
Quarterly)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仍然在国有企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许多外国投资者对此一无所知。
目前，该问题变得更为重大，因为外国投资者可在中国国内A股上市国有企业中持有大比例股份。
中国目前有7000万名中共党员，一家国企可能有成千上万名员工是党员。这意味着，实际上常常会出现平行的所有权和管理层结构。
《麦肯锡季刊》称：“一些表面上看不见的力量在制定重大决策，例如任命首席执行官或进行重大收购，对此外来的董事可能会失望，或者觉得困惑。在中国的国有
企业，董事会成员通常似乎只有对重大决定盖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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