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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也需要言论自由
维克托•马莱
《金融时报》，2006-5-30
在华外国企业接二连三，同意限制言论自由。如果这是在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开展业务的前提，这种驯服令人警觉。
与制造商或银行相比，互联网公司因业务涉及信息交流，其状况更为复杂。雅虎(Yahoo)曾向中国当局提供有关细节，这些细节协助中国当局将两名持不同政
见者投入监狱。谷歌(Google)已推出一项专门面向中国的服务，该服务限制涉及人权等敏感话题的搜索结果。
这些公司表示，抑制不同政治观点是迫于守法。其它行业的企业则声称，并未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的干预延伸到压制投资者赖以做出商业决定的财经信息
时，情况又会如何呢？那时，身在中国的外企高管对限制言论自由还会像今天这样乐观吗？
安永(Ernst &
Young)本月发表全球不良贷款报告，却又不光采地撤回报告。这对人们是一种警告，表明对经济问题的公开讨论，尤其是像大型银行健康状况等政治上较为敏
感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打了折扣。
在中国，与其它地区一样，严格区分经济与政治信息是不可能的。腐败的地方政府一向编造不可靠的经济数据，隐瞒国有企业和银行的欺诈及经营不善问题，以避免
公众监督。
如果咨询人士和金融机构因可能传播令人不快的经济信息，也面临被政治维权人士当做平台的互联网公司的同样压力，任何人都不应为此感到惊奇。
安永在5月3日报告的中国部分中，估计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贷款总计高达9110亿美元。其中，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为3580亿美元，
几乎是中国官方数据的三倍。9天之后，安永撤回整份报告，称3580亿美元坏账数据“估计有误”，并对报告发布前没有经过“常规的内部审批程序”表示遗
憾。
若仅是说明自己异乎寻常地不称职，同时内部控制上也异乎寻常地松懈，那么安永的解释很难令人接受。一个更为可能的原因是，安永试图保护其中国业务，并平息
中国人民银行(PBoC)的怒气。安永撤回报告的数小时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曾公开称这份报告“荒唐，令人不解”。
中国也的确发现了安永报告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即该报告与安永对中国工商银行(ICBC)的审计报告有出入，后者也是四大国有银行之一。（当
时，中国希望确保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中国银行(BoC)上周顺利进行首次公开售股。）对于安永来说，这确实令人尴尬，它暴露了安永利益冲突问题：同一家
事务所既担任某家特定公司的审计师，并作为咨询机构为更广泛的客户出具财务分析报告。
然而，安永有关中国的报告，是经过字斟句酌的。报告指出，在（中国）“抵制公开性的银行业文化”中，缺乏准确的信息；并指出不良贷款可能隐藏在“特别提
及”的贷款项下，而没有包括在官方不良贷款比率之中。
安永将其9110亿美元坏账的估计称之为“保守”，而其忧虑（尽管不是确切的数字），也是普华永道(PwC)、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担心的。这一点人们不应忘记。从最差的情况来说，安永发布了一份可能招致批评或引发争议的报告，而不
是一份应该立即被驳回的报告。
安永撤回了报告，这更令人感到悲哀。尽管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很容易发现在银行资金的支持下，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狂热投资的迹象，但除了国有银行
的命运以外，还有更多事情面临着风险。北京决意限制棘手信息的自由流动，这是根本的问题所在。最终，这将威胁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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