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云：政府权力——“机会不工”，“崇洋媚外”

来源：东亚经济评论， 2006年2月16日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这是一 个坏的时代。”

不知从哪时开始，“士农工商”这样的社会等级概念，深深 扎根在中国人传统思想内。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同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 贬意。他们负面看待商人经济的推动 力，在制度上各种有欠公允的法令历代层出不穷，把司马迁《货殖列传》所说从商人士“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资源互通有无、理性客观的风险意识、资本 运作技巧、生生不息的创意贡献等积极面的评价，曲解为唯利是图的表征，贬为“无商不奸”，或是“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 为利而 往”的唯利主义者。应该说，在 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前，从当政者到普通大众对商人的态度都是不屑和厌恶的。当然，今天的国人对商人的态度已发生了几乎180度的转变，这些都发生在改 革开放之后。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及各地方政府都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税收优惠等大力进行招商引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9.9％，达到182321亿元折合22257亿美元，人均1700美元，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 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从1979年以来的26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 过6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的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2005年12月1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 公布的一份发展报告称：中 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该机构建议中国政府增加社会支出、改革财政体系并推进政府改革，以缩小这一差距。UNDP驻华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在报告发布会的开幕致辞中 指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可以达到0.45，而这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一 国潜在社会动乱的门槛性指标。” 根据UNDP的数据，中国的收入分配不 均状况已大大高于公然标榜资本主义的美国。报告引用的2002年中国家庭调查数据显示， 尽管被列为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已显著降低，但中国10%的最富有人口占有41%的财富。UNDP报告所引用的民意调查表 明，中国这个名义上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公民对不平等加剧表示不满。该报告由中国学者完成，并得到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 四大经济体，中国的自主品牌在国家昌盛中衰亡。中国市场到处充斥着国外品牌产品，从DELL、惠普计算机到可口可乐软 饮料，从波音、空客飞机航天器到耐克鞋，从索尼、三星电视到飞利浦剃须刀，国外品牌在中国各个领域攻城略地，中国自主品牌已被边缘化到一个极危险的境地。

“不患贫而患不公”

崇尚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中国的贫穷现状，从解放初期的赤贫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小康水平无不凝结 着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心血。上世纪 七十年代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 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国这个几个世纪前还是世界经济中心的古老国度再次向全世界展开了他的双臂，虽然面容略显沧桑， 但毕竟好的开端让龙的后代们相信一个锦绣前景正在前方。摩天大楼、宽阔繁忙的高速公路、24小时运作的对外贸易港口、 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2005年GDP超过英国—不经意间实现了毛主席时代“赶英超美”的前半部分。然而，中国基 尼系数达到0.45，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已大大 高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社会治安持续恶化。还是让我们放下成绩，多花点时间来分析一下造成贫富不均的原因吧！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公”，如今在神州大地因仇富而 引发的案件时有发生，且这种因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而产生的仇富现象大有愈演愈烈。其实，人们仇富的原因不是贫富差别大，关键是形成这种贫富差距的原因，社 会不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才是产生仇富的根本原因。“看得见的手”--政府权力造成的不公的“起跑线差距”已成为一个“万恶”之源，这些“起跑线差距”是怎样造成的呢？1. 地域的不平等。仅仅因为出 生的不同，一部分人自动的拥有价值不菲的城市户籍，从而获得较好的初级教育，也相对更轻易的进入较好的大学。或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难以算得上真正的富 人，但是相对缺少先天优势的群体，这已经是一种壕沟。以2003年为例，北京的人均GDP为32601元，省会城市的是22565元，地区级市的是13660元，县一级的是5674元。也就是说，北京的人均GDP是县一级的5.02倍，省会市是县一级的3.98倍，地区市是县一级的2.41倍。一个人的出生地将直接 影响其贫富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一地的人均GDP跟该地在金字塔式行政权力 结构中的位置高度相关，也就是说，以往，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期间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配置全国资源可能应 改为以“权力”为配置资源原则。2. 权力的滥用产生暴富阶层。 腐败是公共权力和个人私欲的结合：由于监督管理的制度和机制不 健全、不完善，以及反腐败机构和司法机构不统一，人员素质不高，难以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查处。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表示：一方面政府 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另一方 面，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 会当然地给了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这样，中国的暴富阶层的巨额财富相当一部分不是靠积累而聚敛起来的，一些暴富者发迹多为“白手起家”，既不靠劳动积累，也未经 历资本积累，其收入既非劳动报酬，也不是合法的剥削收益，而是利用各种非经济手段，通过非常态的再分配途径来侵占或窃取他人劳动成果。

“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尴尬

中国民众贫富差距为何如此之大？中国自主品牌为何会落得如此尴尬境地？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相对其它因素，政府的政 策因素无疑是众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下面我们试图从政府政策层面入手分析造成自主品牌现状的过程。“工资标准高了怕影响投资环 境，把好不容易招来的投资者给吓跑了！”这是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在 基层调研投资环境时，追问企业主为什么不给职工涨工资时一旁的地方领导的帮腔词。不知吴副省长听后是怎样的反应？自封“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们竟会因为对“GDP的崇拜”而对人民的利益如此不屑一 顾！对于他们也许如何不择手段提高GDP总量从而增加所谓 “政绩”才是最重要的，而很多时 候，这种“GDP的崇拜”式的政绩与国家、人民的利 益不总是统一的。比如各地政府趋之若鹜的引进外资，本来政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大引进外资力度构筑“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是无可厚非的，问 题是，官员们在招商引资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在所不惜的。比如前面谈到的“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是全国性的普遍现 象，造成这一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说到底是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李剑阁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 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更是把低 廉的劳动力当成优势，拿来作招商引资的筹码，为了引来资金企业一路 开绿灯，许重诺的事太多。劳动力成本当然是企业投资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不是第一位，如果把劳动力成本当成决定性的因素，外企直接搬到贫困闭塞地区 就行了，比如缅甸，那里的劳动力一定很低廉，可是外企并不这样做。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所看重的投资环境，是政府服务功能、市场成熟程度、各种配套能力等。实 际上，这才是制约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企业与政府打交道如何之难，成本如何之高的事我们实在是听得太多了。某地劳动力成本高，但劳动力知识含量 足、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高，劳动力成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为了自己的政绩，不去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而以牺牲劳动者的利 益为代价谋求所谓的发展，其实是有违我们发展经济的初衷的，发展的目标不就是要带给人民更大的福利么？

反思FDI

   从1979年以来的26年间，通过政府权力的产物——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让大 量的FDI涌入中国。据统计，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6000亿美元，FDI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由于对外资及外资 技术的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平面同质性扩张以及大量出口导致的贸易摩擦等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FDI战略。目前，有关对待FDI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抑制论”，二为 “促进论”。“中国经济目前对外依存度是历史上空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对外经济依存度这么高过。必须改变目前这种完全倒向依赖外资、依赖外国技术 的增长模式。”曾受国家科技部委托做《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报告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说。“中国的汽车企业，已经掉进了落 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循环之中。”路风认为，1992年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战 略——即通过合资来引进技术——在汽车产业失败得最为彻底。“虽然中国汽车产业在奇迹般地高速发展，但中国汽车工业生产的轿车却 是以组装外国品牌的产品为主。”当年陆风教授到长春一汽轿车的红旗生产车间参观时他看到的是什么呢？“红旗的生产线上正在组装马自达的mazda6。” FDI“促进论”支持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红领则认为：大量FDI涌入 带来的竞争压力固然会对一些内资企业不利，只要能与FDI在同一市场展开竞争，就好比一个技艺不高 的棋手能不断与高手下棋一样，他们的相对棋艺一定会提高，并最终有打败高手的可能。因此，竞争是实现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基本途径。这样的结论需要有一个前 提：在统一市场展开竞争。目前，中国政府的“崇洋媚外”招商引资政策--“半卖半送土地、零规费、 税收减二免三、水电优惠”，这一政策使从一开始内资企业就与外资企业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更不用说受到各种政策限制无半点政府扶持的民营企业了，加上各种客 观的因素，国内企业这些“沙丁鱼”注定是外资企业“鲶鱼”的腹中物，“鲶鱼效应”也无从谈起，也许“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对 这种境况形容更贴切些！要想发挥FDI的积极效应：“鲶鱼效应”、“技术外溢”，政府的政策导向不 容忽视。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关于FDI的政策含义不应再局限在是限制还是不限制。而应 该着眼于如果外资受到大量的补贴，民营企业却还是受到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行业政策限制的话，外资的溢出效应 是否还能显现。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外资只有在本国具有一个比较有效率的金融体制的情况下，才容易显现出溢出效应。“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我在一家外 资企业工作，学到了很多技术，然后我想出去办一个自己的企业，如果我拿不到贷款，这个时候外资的溢出效应是看不到的。台湾和韩国当年都有一套对这类创业企 业的金融体制和法律体制的支持。所以在这种金融体制内更容易看出外资对内资起的良性的促进作用。相反，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非常不合理，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有 很多限制时，外资的溢出效应不是特别的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黄亚生说，我们得出的政策结论不应该是限制外资而应该是更开放内资。而中国目前两个最重要 的产业政策——汽车产业政策和钢铁产业政策，支持的都是由国家控制、与外资合资的大企业，打击排斥的却都是有自主研发能力的民营企业，如中国著名民营自主 品牌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集团当年为拿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准生证”就花费了3年的时间。今年流入我国 的FDI相比去年下降0.5%，希望这是一 个改变依赖FDI的中国经济的转机。我国的经济改革已到了一个关口，迈过去了，从“中国制造”进入 “中国创造”也许不是梦，关键在于政府的政策如何从“崇洋媚外”转 向于服务“中国创造”的民营企业，从而改变“国家繁荣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的尴尬现状，造福于民。